还能好好打球吗？！东京奥运会不准乒乓球运动员吹球或摸桌

7月23日，东京奥运会将正式开幕，其中乒乓球比赛将于次日即7月24日拉开战幕，26日将产生混双奥运历史首金。

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乒乓球比赛规则有了新变化——禁止手触球台和吹球。

摸一下球台、对着小球哈一口气，或者揪起球衣擦擦汗……#人类迷惑行为之乒乓球运动员篇#

”

习惯做这些小动作的中国运动员可不少，包括但不限于：马琳、马龙、樊振东、张继科……；很多外籍球员也会有类似的独特的小习惯，比如巴西球员雨果、韩国球员吴尚垠，还有深受中国球迷喜欢的日本球员福原爱等等。

要知道，手触球台和吹气这两个动作，对于乒乓球运动员来说很重要。

首先，手摸球台这个动作是很多乒乓球运动员的习惯性动作，一方面可以起到心理调节，更重要的是用来擦掉手上的汗。出汗的手拿球拍容易打滑，拿球容易沾汗，哪怕一点点水气对于仅仅几克重的乒乓球来说影响都非常大，甚至会影响整场比赛。

同样，吹气这个动作的目的也差不多，是很多选手的习惯性动作。朝手吹气是为了防止汗液过多。朝球吹气则是为了吹去球面上的汗水，灰尘，使球面保持干燥以便更好地发球。

呜呼哀哉，然而这届奥运会，却直接对这些习惯动作举起红牌！

热心球友

“还能好好打球吗？！运动员可太难受了……”

上周，为了真实模拟东京奥运会的比赛环境，中国乒乓球队在威海举行了出征东京前的最后一次热身赛，这意味着国乒正式结束了五年的奥运备战。

这次奥运会备战极其艰难。有太多的困难，太多的问题，包括疫情期间的一些规则，像不能拿手擦球台，包括吹气。我们现在就想尽办法磨炼运动员的抗压、抗干扰能力。

刘国梁

从2008年北京奥运到2016年里约奥运，中国乒乓球队已在连续三届奥运会上实现了对乒乓球项目的金牌大包揽。

从更长远来看，根据国际乒联终身名誉主席徐寅生统计，新中国成立以后七十年间，中国在乒乓球比赛中共获得包括奥运会金牌在内的115个世界冠军！

中国乒乓球队奥运参赛名单：

男队：马 龙、樊振东、许 昕、王楚钦

女队：陈 梦、孙颖莎、刘诗雯、王曼昱
虽然此战艰辛，但也是对真正的高手的考验。福将福报，衷心祝愿中国“梦之队”在东京奥运会上表现出色、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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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球之“摇篮”：上海乒乓名将访谈录》

作者：金大陆 吴四海 编

定价：198 元

ISBN：9787309149609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书 摘

徐寅生｜打乒乓

徐寅生，1938年生。直拍快攻打法。素有乒坛“智多星”之称。第26、27、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男队连续获得团体冠军，为团体赛成员，并与庄则栋合作，获得过男子双打冠军。1965年1月，毛泽东对他在乒乓球女队的讲话《关于如何打乒乓球》作了批示，给予高度评价。担任教练后，随着欧洲选手的崛起，主张要学习创新，在中国传统的直拍快攻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1976年，任国家体委副主任。长年担任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并在国际乒联任职，1997年担任国际乒联主席。为使乒乓球项目更有观赏性、成为最受欢迎的体育项目之一，他积极推动改革。2010年被国际乒联授予终身名誉主席。

我上小学时，学校没有操场，只能在弄堂里玩耍，最爱玩的是乒乓球。

那时没有球台，就在水泥地上用粉笔画个长方框框，或者用门板当球台，再用两块碎砖架起一根竹竿代替网子，双方蹲在地上推来挡去，有时出了高球还能站起来抽杀，照样玩得兴高采烈。小伙伴中，谁要有一块像样的球拍，或一只新的乒乓球，是很得意的事。有一次，我好不容易凑足零花钱买了一只新球，一不小心把球踩瘪了。我非常心疼，赶紧用开水烫，可是怎么也鼓不起来。我想，可能温度不够，于是捏着球贴着炉子烤。突然“呼”的一声，球烧了起来，火苗蹿得挺高，吓得我一身冷汗。

我就读的中学里有一张未油漆的球台，连球网都是木板制成的。尽管我常在那里“摆大王”，但仍觉得不过瘾。家附近的皮革工会有一张乒乓球台。我和职工混熟了，就常去打球，跟水平高的人对打，有时被弄得狼狈不堪，却也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1953年，我无意中从报纸上看到消息，说中国乒乓球队将参加世界锦标赛。从此，我的心中筑起了“乒乓梦”。上海工人文化宫的球房是擂台式的。哪一方先胜三分就作为擂主，上台攻擂必须自备球。愁的是我没有工会会员证。后来托人弄到一张证明，上面注明“工会会员证待发”，也就有了合法身份进出了。当时上海还有不少私人开设的球房，是要付台费的。我因技术不错，常被邀请，就不用自己花钱了。总之，我东奔西闯，往一切可以打球的地方钻，与各种高手接触，对提高技术和适应各种打法的能力很有帮助。有一些经商的业主，只是出于爱好，愿意当个领队出钱组织球队，发些运动服，吃个夜宵。有时我晚上出去参赛，半夜三更才回家，隔天早上，都要母亲多次催促，才匆忙上学，学习成绩下降势所难免。有一次，被化学老师抓了典型，他用一整堂课的时间对我进行教育，告诫我不要玩球丧志，令我羞愧交加，至今难忘。

初中毕业后，我上了航空学校，学的是钳工。老师傅布置作业，我做出来的东西总是不合格，手上的锉刀就是不听使唤。我意识到自己的心思不在这个方面。高级钳工不是我的目标，当一名乒乓球国手，才是我梦寐以求的。

我是在读学生时，便参加了上海学生系统的比赛，成绩领先，开始有点小名气。有一次发生的事真是又好气又好笑。那个时候海绵球拍开始流行了，但国内没有生产。我们曾用土办法，试着用轮胎里面的黑海绵拼凑起来。学生队里有一名印尼华侨，他从外面寄来一块日本产的厚海绵拍。我问他借来打，球拍弹性好，速度快，我在比赛中占了不少便宜。但快到 决赛时，被他要了回去。我大失水准，只得了个第三名。

1956年，中国队为参加东京世乒赛来上海“练兵”，我有幸代表上海参赛，还胜了两场。在这届世乒赛上，中国男队被评为甲级队第六名，女队也从乙级队上升至甲级队，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罗马尼亚队男队获世界亚军，东京世乒赛后，他们顺道来上海访问。一天下午，老师突然到车间通知我：“徐寅生，市体委让你参加国际比赛啦！”技工学校是培养技术工人的地方，学生出去参加国际比赛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到市体委报到时才知，我将与上海好手刘国璋、薛伟初等人一起迎战罗马尼亚队。在研究出场人选时，一些人主张，从长远考虑，上海应该培养新手，让他们去闯一闯，见见世面。市体委领导采纳了这种意见，于是我被选上了。罗马尼亚的队员个个横握球拍，能攻善守，是典型的欧式打法。当高大的甘特纳同我列队入场时，观众席上发出一片欢笑声，我感觉到一种莫名的紧张和兴奋。比赛中我也打出了一些好球，但毕竟实力不强，以0∶2败下阵来。下场后，市体委领导和教练夸我打得不错，鼓励我打好男子双打比赛。轮到我和薛伟初上场了。大我8岁的薛伟初提醒说，双打不像单打，要互相通气。比赛结果是我们以2∶0赢了对手。比赛中还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我抖腕发了一个侧上旋急球，球直奔对方球台后来了个右拐弯，对手居然连球皮都没摸到。观众席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

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使我认识到外国选手并不可怕，更相信中国人将来一定能登上最高峰。

从这之后，我人在学校，心在球场。

当时，全国有两所体育学院培养乒乓球人才。一是北京体育学院，那里有香港归来的姜永宁和上海的王传耀、孙梅英等第一代国手。另一所是广州体育学院。曾入选参加东京世乒赛的杨瑞华鼓动我去广州体院深造。上海体委获悉之后，决定在体院增设乒乓球项目。我别上白底红字的上海体育学院校徽，心里不禁洋洋自得。

进了校门除了训练，还要学习文化和理论，课程有语文、外语、生理解剖、运动医学及专项体育理论等。但主修的乒乓球课缺乏系统性，首先是没有教练，计划虽然订了，我们这几个“打野球”出身的常常自由发挥计分比赛。杨瑞华赢了我，就嘻嘻哈哈，把我气得够呛，我就想方设法反败为胜。比赛是最好的斗智方式，斗来斗去，战术意识有了提高。我打球善于观察人家的优缺点。杨瑞华落点控制得好，变化也多，尤其发力推挡和正手攻直线更是一绝。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有些人一讲学习就往外跑。其实在你周围，有很多好的经验。不久国手杨开运担任上海队教练，训练走上了正轨。每天清晨我们都要跑步二三千米，上下午技术训练，加上身体专项训练，一天下来疲劳不堪，但见教练与队员一起摸爬滚打，也就硬着头皮坚持。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我的技术、体力都有了明显提高。

1958年3月，京、津、沪、穗等九城市乒乓球锦标赛在上海举行，其中阵容最强的是北京队。从香港回来的容国团代表广州队参赛，两次战胜了王传耀，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团体赛中，我赢了王传耀和容国团，在单打比赛中却出了洋相。那天，我看了比赛日程表，以为下午没有比赛。便向教练请假去看电影，正看得起劲时，影院的工作人员举了一个亮灯的牌子走进来，上面写着“徐寅生外出”。我连忙冲到门外，才知道看错了日程。赶到体育馆时，只听到裁判长正在向全场广播，宣布我过时不到，作弃权论。我一屁股坐在场边，茫然不知所措。第二天，《新民晚报》作了报道，豆腐块文章虽小，但标题醒目：《看戏误比赛，徐寅生辜负众望》。这下我的日子难过了，正如那场电影片名：《暗无天日》。

不久，我随中国青年乒乓球队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当时，我还没有突出的成绩，怎么会派我出访呢？原来国家体委领导主张培养年轻运动员，主管乒乓球的领导张钧汉将我列于名单之中。所以，我对张钧汉始终怀有一种特殊的敬重之情。那时，《新民晚报》报纸上发了一条我去参加联欢节的小新闻，家里人也为我感到高兴。

我这个航空技工学校的学生，只去过机场看飞机起落，我想这次可以飞上蓝天，俯瞰祖国大地，心情十分激动。到了北京才知道，是坐火车去苏联，要十天十夜才到莫斯科。当我第一次拿到国家发给的几百元置装费时，站在百货大楼里直发呆，不知道该怎么花。同队的郭毅萍煞有介事地说，出国睡觉必须穿睡衣。我便听他指挥，买了一套布的，一套丝绸的。回国后两套睡衣一直躺在衣柜里。进了苏联境内，几乎每到一个车站，都有当地的群众前来欢迎。停车短则十几分钟，长则要个把小时，代表团成员在站台上和欢迎的群众尽情联欢，好不热闹。

参赛运动员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匈牙利的别尔切克。他是“新科”欧洲冠军。我同别尔切克的友谊比赛，互有胜负。单打比赛争前八名时，我碰上了南斯拉夫老将伏格林奇。一开场，我抢攻连连得分，首局获胜。之后伏格林奇抓住我的弱点，我越打越没有信心，最后以1∶3出局。没进前八，情绪低落，我硬着头皮去打附加赛，很快输了下来。

在回国的列车上，教练和队友们对我进行了批评和帮助。我认识到，要想成为优秀的运动员，不仅技术要提高，更要增强为祖国争光的荣誉感和顽强的斗志。

1958年，党中央发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在这种新形势下，乒乓球界酝酿着在第25届世乒赛上攀登顶峰。容国团在广州体育界的集会上发出了豪言壮语：“两年之内，夺取世界冠军！”一石激起千层浪，催人奋进。为此，国家体委把各地的高手调到北京集训，我有幸入选。名将傅其芳担任教练，强调快攻要“快准狠变”，主动进攻，讲究发球抢攻前三板的技术。

我基本功差、体质弱。我在旧社会长大，家庭生活贫穷，营养不良，体育锻炼很少，更缺乏耐力。有一次，我在长跑训练中，实在支持不住，脚一软就躺了下来。结果听到的是教练的喊叫：起来！起来！！我咬咬牙强迫自己坚持跑完全程。有时运动量过头，两条腿都迈不开步，教练还让去踢球。

集训中，大家对国际乒坛的形势进行了分析，最后形成共识：将男队作为在世乒赛的突破口。经过强化训练，我的技术和体力有了明显进步。领导经常鼓励我准备挑重担。不过，我心里也有一本账：前面有王传耀等老将压阵，中间有容国团、杨瑞华等人，论经验、技术实力，他们都比我强，我也只是“备胎”，没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1959年3月，第25届世乒赛在德国举行。国家队最后确定的团体阵容是王传耀、容国团、杨瑞华、胡炳权和我，全是直拍快攻打法。

世乒赛前，中国队先到匈牙利和民主德国访问，对匈牙利队的比赛中我胜了别尔切克，输给了老将西多。在世乒赛赛场上，我第一次见识了日本队的训练。教练是长谷川喜太郎，带着大名鼎鼎的荻村和日本全国冠军成田及星野、村上等人。他们灵活快捷的步法、功底扎实的正手进攻技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世乒赛团体赛开始后，对瑞典队前，庄家富教练征求我对上场人选的意见。因瑞典队水平较高，胜负事关能否出线，责任重大。我态度犹豫，教练见我决心不大，就没有派我上场。中国队以5∶1胜瑞典队出线，接着与匈牙利队争夺决赛权，胜者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上场队员不变，但没能打出应有的水平，以3∶5输给匈牙利，痛失与日本队交手的机会。日本队棋高一着，轻松地胜了匈牙利队蝉联冠军。看着日本队趾高气扬地在领奖台上向观众示意时，我的心中五味杂陈。

单打比赛中，我在第三轮惊险地胜了日本的成田，接着遇上了美国老将迈尔斯。迈尔斯是典型的稳守型打法，曾获得混双世界冠军。我因久攻不下，心情烦躁。当杨瑞华给我指点时，我根本听不进去，对他说：“侬勿要讲了，我勿来事啦（上海话：不行了）。”以1∶3被淘汰出局。双打输得更不应该。我与胡炳权配对，争夺前四名时，与别尔切克、福尔迪相遇。第五局以19∶16领先，这时我却保守求稳，先赢后输。

至此，我已经是“孔夫子搬家全是书（输）”了。

一年前登高一呼、誓夺世界冠军的容国团用行动实现了誓言。团体赛失利，他毫不气馁，一个人过关斩将，连胜星野、别尔切克、迈尔斯，与老将西多争夺冠军。1959年4月5日，德国威斯法伦体育馆座无虚席。容国团曾在团体赛中负于西多，匈牙利队以为稳操胜券，连鲜花都带来了，准备向西多祝贺。赛前，我队开了“诸葛亮会”，大家给容国团出点子、想办法。容国团为祖国荣誉拼搏，加上战术得当，随着他最后的有力一击，一个新的世界冠军诞生了。圣·勃莱德杯第一次刻上了中国运动员的名字。

容国团的成功，为中国运动员攀登高峰做出了榜样，解放了思想，破除了迷信。回国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亲切接见了容国团和乒乓球队，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向毛主席介绍，说我战胜了日本冠军成田。在欢迎宴会上，周总理特意赶来参加。他说：“胜而骄就容易摔跤。败一次不算什么，常胜将军也会打败仗，最怕的是气馁。”我觉得这些话就是针对我的情况说。席间，周总理还特意把我招呼到他身边给予鼓励。代表团总结时，大家开诚布公，对我提出了热情又尖锐的批评。领队张钧汉评价我：技术不错，思想还需提高。第一次参加世乒赛，教训非常深刻。我决心哪儿跌倒就必须从哪儿奋起。

时隔不久，领导让我随青年队赴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访问。领导不以一场球的得失论英雄，而是从长计议，并给予我锻炼提高的机会，我深受激励。在捷、罗的比赛中，我任主力，每场必上，保持了全胜。1960年底，匈牙利队来访，我代表上海队参赛，市体委领导对我说：“上海队要赢，全靠侬了，侬一定要拿三分。”尽管压力不小，我还是获得全胜。

中国乒乓球队的崛起，促使国际乒联决定1961年第26届世乒赛交由北京承办。为此，国家体委从全国选出108名运动员集训，学习解放军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的精神，进行强化训练，这批队员后被称为“108将”。

当时，我最头疼的是长跑。从工人体育场到北京火车站折返跑，一跑就是万米，腿酸，胸闷，气短，真想歇下来。但一想这正是磨炼意志的机会，便给自己鼓劲：“坚持，坚持……”一次又一次地跑完全程。有一次队内比赛，周兰荪说我斗志差，只要咬住我，就能赢。我想这次倒非要跟你斗个明白，在比赛中拼劲十足，结果把他赢了。1960年的全国锦标赛，我接连三场球0∶2落后，眼看要被淘汰，我要求自己一拼到底，结果三次反败为胜。从“不要”到“要”，我打球的责任感有所增强。

1960年，中国登山队发扬了“无高不可攀，无坚不可摧”的英雄主义精神，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队员刘连满甘当铺路石，把剩余的氧气留给主攻队员，保证了登顶成功。集训队把登山队的英雄事迹作为学习的榜样。按照贺老总的指示，乒乓集训队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荣高棠带领李梦华、张之槐、陈先等司级干部到集训队蹲点，引导大家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著作。他们联系训练比赛的实际，深入浅出地给大家讲解怎样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我也从中受到了很多启发和教育。我打球喜欢自由发挥，不重视基本功训练，战术变化是多了，但功夫不到家。于是我加强基本功训练，同时也没有墨守成规，有新的发现和创新。

我擅长对付欧洲防守型打法，对付进攻型打法的日本选手自信心不够。针对这种情况，我做了具体分析：对攻技术的“弱”，是与我对付防守型打法的“强”相对而言的。与日本选手比较，我的反手技术好，速度快，发球花样多，这是我的优势。日本选手是世界冠军，易背包袱。我初出茅庐，思想没压力。日本选手在明处，我在暗处。这样一想，战胜日本选手的信心便大大增强了。

1960年11月，匈牙利队来华，老将西多告诉我们，几个月前，他们访问日本时，被日本队新发明的弧圈球技术弄得一筹莫展。不久，日本的乒乓球杂志也对弧圈球作了介绍，并扬言日本队将用这一“秘密武器”再度称霸。至于弧圈球是什么样子，西多没有说出更多的细节。

正巧，日本队要访问香港了。教练庄家富专程赴香港火线侦察。原来弧圈球是用力摩擦，使球产生强烈上旋的打法，虽然威力很大，但并非无懈可击。体委领导要求我们“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第一，不怕；第二，认真对待；第三，要争取最好的结果，准备最坏的情况。离世乒赛开幕仅剩下三四个月。在此紧要关头，来自上海的薛伟初和来自广东的胡炳权等队员挺身而出，表示为了祖国的荣誉宁愿放弃参加世乒赛，也要学会弧圈球，帮助主力队员训练。正是这种甘当铺路石的壮举感动了全队。以后余长春、廖文挺、吴小明等一批年轻队员也毅然加入了陪练的行列。

集训队掀起了苦练弧圈球和对付弧圈球的热潮。我第一次接弧圈球时曾大吃一惊，因为来球的上旋太强，控制不住，球一下子蹿得老高，飞得很远。如果在比赛中第一次遇到，不仅会失误，心理上更会受到很大的威胁。当时负责陪练的队员表示一定“重点保证，随叫随到”。主力队员轮番跟他们练，他们每天要甩臂转腰千把次，体力消耗很大，胳膊拉肿了，也一直坚持着。

“无名英雄”鼓舞了主力队员的斗志和信心，也提高了对付“秘密武器”的能力。

1961年4月4日，第26届世乒赛拉开了战幕。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国际乒联主席蒙塔古等各国来宾出席了开幕式。

卫冕的日本队派来了10位强将。我队半决赛的对手还是匈牙利队。傅其芳教练派容国团、庄则栋和我上场，并在排阵时要我与别尔切克对战。接受任务后，我连开局第一个球怎么发都想好了。比赛开始，别尔切克按老经验，以为我会发正手急球，发力抢攻，所以接球后就后退防守。我猜透他的心理，突然放了个近网短球。别尔切克毫无准备，先失一分。由于战术准备得充分，我掌握了主动权，以2∶0获胜。当中国队以大比分4∶1领先时，我出场对西多。两年前，我曾1∶2输给他。在集训中，我反复琢磨，找到了对付的办法，以2∶0获胜。

中国队终于等来了与日本队交手的机会。

中日男团决战，工人体育馆成了全国人民关心的焦点，一票难求。领导为了让我们安心参赛，给每人购一张三元钱的决赛球票。

排阵时，傅其芳教练对我说：“你目前状况最好，先打一场硬仗，对木村。”我听了暗暗叫苦。我打球一怕凶狠打法，二怕左撇子，而木村两条皆占。但我没有退路，为祖国荣誉而搏的时候到了。我除了要力争胜利，也做了万一失手的准备。

我与木村的比赛，是靠发球抢攻和压木村反手先胜一局；而后因太多的接发球失误及对手高质量的弧圈，虽曾一度领先，还是被他屡屡得分，连负两局。这说明我对“左撇子”的畏惧心理没有彻底消除。

接着，是我与星野对决。此时，我感到压力很大。再输的话，局势将很难逆转。偏偏星野又不好对付，第一局我以17∶21先输。好在教练及时指点，我也意识到此刻信心比战术更重要。思想坚定了，进攻也就果断了，以21∶14扳回一局。第三局我以20∶18领先。赛前曾听老队员讲过，日本选手往往在落后时采用孤注一掷的搏杀战术，给对方造成极大的心理威胁，有时还大放高球，引诱对手操之过急失误，所以自己宁冒风险也要抢攻在前。星野没料到我会侧身攻，只得退后防守，在远台放起了高球。按说，我应该发力猛扣，力争一板解决战斗。由于赛前有所准备，我见星野已远离球台，无回手之力，就用中等力量连扣他的反手，掌握主动权，星野只得连续放高球。这时场内万余名观众情不自禁地随着球的起落齐声呐喊为我加油。终于在连扣12大板后，结束了战斗。这时全场沸腾，观众都站了起来，鼓掌欢呼。我胜了星野，如释重负，胆量也大了。第七盘对荻村，他速度偏慢，正合我胃口。我以21∶7、21∶8获胜。

场上总分4∶3，中国队领先了，人们把全部希望都倾注在容国团身上。容国团奋力与星野周旋，1∶1战平后，第三局20∶18领先。我再也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往前走了几步，站到离比赛场地近一点的地方，想把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最后一个球看个清楚。不料身后变电室工作人员着急让我离开。原来，他们在准备着，只要容国团再拿一分，他们就打开场内所有的照明设备。只见星野连续侧身拉弧圈球，容国团推挡回接。打了六七个来回之后，突然星野用力一拉，球出界了。刹那间，灯火通明，掌声、欢笑声似山呼海啸，观众将手中可以抛出去的东西抛向天空。容国团被人们围住，高高抬起。

斯韦思林杯第一次被中国人拥入怀中。我们高举奖杯向观众致意，欢乐气氛达到了最高潮。比赛结束后，观看决赛的领导人董必武、贺龙、李先念、罗瑞卿等在休息室接见了参加决赛的运动员、教练员。

团体夺冠固然高兴，单项比赛仍须继续努力。当我战胜老牌世界冠军、英国的李奇和新加坡等国选手后，与队友吴小明相遇。吴小明发扬风格，手下留情，让我顺利过关。第五轮的对手是日本的村上，场上一打照面，我觉察到他精神不振，腿上贴了一块橡皮膏。这短暂的观察，让我信心大增。比赛时，荻村也来为村上助威指导。两年前荻村为成田做教练，曾引起我的紧张不安。运动员心理活动有时很复杂，一件细小的事物，甚至一念之差，都会影响情绪，导致比分的大起大落。如今我再也不会受干扰，3∶0淘汰了村上。

日本的六名选手均败在中国队拍下，男单最后四名选手都是中国人。最后，庄则栋、李富荣分获冠亚军，我和张燮林并列第三。庄则栋向记者表示：“我是代表集体领奖的。”

女子单打中，邱钟惠战胜匈牙利的高基安，获得冠军。北京世乒赛圆满闭幕，中国乒乓球队荣获三项冠军，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闻媒体称赞运动员体现了中国青年一代的顽强作风和斗志。世乒赛的举行，推动了国人打乒乓球的热潮。那时中小学生几乎是人手一拍，到处可以看到人们打乒乓球的身影。1961年欢度国际劳动节，由数千人组成的方阵，人手一拍，表演各种打乒乓球的姿势，接受天安门上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人民日报》还发表题为《走在世界冠军前面的人》的文章，表扬为中国乒乓球运动做出贡献的无名英雄们。

国际乒坛从此进入了中日两队长期较量、抗衡的新时期。

世乒赛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中国乒协邀请日本队留访，日本队一路南下，从上海、杭州一直打到广州，比赛双方互相摸底，各有胜负。人称“智多星”的荻村在比赛中用各种打法试探，力求找出对付中国队的有效办法，用心良苦。

在欢送日本队的宴会上，平时比较严肃的长谷川先生说：“夺冠军不易，保冠军更难……我要以最大的兴趣看中国的王座能保持多久。”北京世乒赛后，日本乒协宣布成立“强化对策委员会”，制定长期集训计划，决心两年后重新夺回失去的优势。

按照中日两国乒协的协议，1962年10月，中国队将去日本回访。

起初，领导为留一手，名单上没我。我想，技术上我已无多大秘密，况且比赛就是相互适应。我们平时有“无名英雄”帮助进行针对性训练。如果对日本选手的变化不了解，尤其对日本新人情况不明，可能会吃亏。我考虑再三，斗胆提出要随队赴日的请求，领导采纳了我的意见。

在东京举行的比赛中，日本男队派出荻村、木村、三木这一最强阵容。北京世乒赛中，我曾以悬殊比分胜了荻村。这次一向稳扎稳打的荻村积极抢攻打得很凶。对此我估计不足，以1∶2失利。凭借主场的优势，日本队以5∶4险胜。“士隔三日，当刮目相看。”日本各报都以很大的篇幅报道，赞扬日本选手出色的表演。老将荻村扬言：“已经找到了对付中国的办法。”

访日比赛，我四胜五负，乘兴而去，败兴而归。经过思考，我意识到自己有了成绩后，听好话多了，输了球后又觉得下不了台。思想上患得患失，胜了骄，败了馁，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我想，要对付日本队的挑战不易，而要克服自己思想作风上的弱点更加困难。

第27届世乒赛已迫在眉睫。

我思想上压力很大，心事重重，通过比较和分析，渐渐理出了一些头绪。由于方法对头，信心有所增强，对付日本队心中有了底。

1963年4月，第27届世乒赛在布拉格举行。

男子团体赛中，中国队胜了联邦德国队进入决赛，我出场两次，一负一胜。跟日本队决赛，会不会让我上场呢？我想对横拍的欧洲选手失利，不等于对日本队的直拍就不行，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相信领导会分析和考虑这些问题，并做好了上场的准备。正当我一个人在房间里等待时，教练傅其芳走了进来。“夜里侬上！”他用上海话通知我，语气坚定果断。我听后心里一阵激动，“嗯”了一声，正等着傅指导继续讲下去。不料，他二话不说转身走了。

这就叫“此时无声胜有声”，“用兵不疑，疑兵不用”。组织的信任增强了我的勇气和信心。赛前，余长春挥拍拉弧圈帮我训练，旁边的日本选手不时地窥测。若干年后，木村曾说过这样的话：“第一次见到余长春打球跟我一模一样，太不可思议了。这等于中国选手每天可以跟我们练球，而我们却做不到。”

中日决赛终于开始了。

首场，庄则栋出师不利，以1∶2输给了木村，让大家吃了一惊。第二场由张燮林对三木。张燮林是少有的直拍防守型打法。本届世乒赛，教练们把他作为“黑马”。决赛前，当傅其芳教练问张燮林：决赛你上场，还要排主力位置，敢不敢？张燮林回答干脆：“你敢排我就敢打。”张燮林的削球使三木很不适应，很快就败下阵来。第三盘轮到我对荻村，因有备而来，以2∶0获胜。接着张燮林、庄则栋分别胜了木村和荻村，中国队以4∶1领先，我乘胜追击，赢下三木，结束了战斗。中国队终于有惊无险地蝉联男团冠军。

男队获得三项冠军，比上届有了进步，但女队却全军覆没。参加男子单打比赛的16名中国运动员，大多数打出了水平。庄则栋蝉联单打冠军，我却被淘汰，对手是朝鲜的郑吉和。郑吉和胜我以后败给了余长春。“无名英雄”一举跻身世界前八名。上届世乒赛时，中国队无缘问鼎双打项目。在调整配对人选时，我向教练提出试配庄则栋的想法。教练经过研究，接受了我的意见。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后，原来处于劣势的男子双打打了胜仗，前四名由 中国队包揽，单打失利，双打补过，我心中得到了安慰。

相反，中国女队全军覆没。“沾女子边的都输”，大大刺激了姑娘们的心灵。

为了女队打好“翻身仗”，国家体委从全国调集了一批年轻队员集训。年轻姑娘们的心中蕴藏着强烈的为国争光的愿望。郑敏之曾与张燮林合作，在一次比赛中战胜了荻村和松崎。她感到日本选手并不可怕，在女队技术分析会上，表示要争取上团体决赛。她的发言鼓舞了队伍的信心。

经过艰苦的训练，女队逐步形成了两个类型的阵容，一个是林慧卿、郑敏之的防守型打法，另一个是李赫男、梁丽珍的进攻型打法。前者对付日本队，后者对付欧洲队。应该说，从技术上说，女队已经具备夺取团体冠军的能力，但在思想上还不够坚定，处理问题的方法比较片面。

此前，一些省市队到国家队来“取经”，领导派我去与他们座谈，据说反应还不错。女队领队孙叶青闻讯后，就邀我去给女队讲一次话。说实话，我是有顾虑的。有的教练资历比我老，讲话难免有不同看法甚至有可能会得罪人。于是我想方设法推托，最后还是抵挡不住孙领队多次的邀请。

那天，我破例写了一个提纲，还带上一缸茶水，准备紧张卡壳时喝两口镇定一下。女队员都早早地来到了会场。到了现场，我也就豁出去了，开场一句话：“我是来放火的。”我讲自己打球的经历，其中有学习解放军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带着“敌情”练兵的体会，以及怎样分析和解决问题。从现场看，大家的反应还不错。这不过是一次平常的发言，事情也就到此为止。

至于这次讲话以后发生的事情，是我没有料到的。

体委干部刘兴对我的讲话作了记录，乒协主席陈先看完后，写了一大段批示，推荐给体委领导。据说李梦华向贺老总汇报工作时提到：徐寅生到女队讲了一次话，女队反应很受启发，美中不足是没有引用毛主席的话。贺老总说：看一篇讲稿是不是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不一定看是否引用原话。贺老总看后，做了批示，给予了肯定，还指示让各运动队学习。

1965年1月12日，毛主席作了批示：“徐寅生同志的讲话和贺龙同志的批语，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同志们一阅。请你们回去后，再加印发，以广宣传……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

周恩来总理把毛主席的批件转给贺老总时说：“毛主席批示是千军万马……”

贺老总立即赶到国家体委，向党委进行传达，还亲自到国家乒乓球队宣讲毛主席的批示，传达周总理的指示。他希望我们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联系实际，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矛盾的能力，争取优异的成绩。贺老总还特意叮嘱我，要谦虚谨慎，继续努力。不久，《人民日报》用编者按语的方式，将毛主席批示的主要精神传达出去，并刊登了我的“讲话”。我清楚地知道，这是毛主席对年轻一代的期望和关怀，对我来说既是荣誉也是鞭策。这次讲话是乒乓球队这个集体的经验结晶，只是通过我把这些心得讲了出来。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要和大家一样，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批示，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实践，搞好本职工作。

毛主席的批示使乒乓女队深受鼓舞和教育，她们联系实际，学习、分析训练竞赛等方面的矛盾，增强了信心，提升了自己的战斗力。

第28届世乒赛前，容国团出任女队主教练。他对女队员们说：“党交给我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同你们一起去夺取世界冠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除了训练竞赛方面外，他给女队带来了新的理念，更重要的是鼓舞了斗志。

4月初，第28届世乒赛在南斯拉夫的卢布尔雅那举行。容国团将一份秩序册递给傅其芳，傅教练接过来一看哈哈大笑。原来，容国团画了一条龙，梁丽珍、李赫男的名字写在龙身上，而龙的两个眼珠上，则分别写着林慧卿、郑敏之的名字。果然不出所料，梁、李在半决赛中以3∶0战胜罗马尼亚队；进入决赛后，林、郑以柔克刚，以3∶0把蝉联四届世界冠军的日本女队拉下马，中国女队成了新的世界冠军。

随着欧洲球队的衰退，1961年起，三届世乒赛男团决赛都在中日两队之间进行。那时庄则栋的状态一直较好，张燮林的削球对外国选手来说还是一个谜。当领导就男团决赛上场人员征求意见时，我推荐第三人选是李富荣。我认为我上较稳，周兰荪上较凶，而李富荣上则是凶稳结合。前两届中日决赛时，李富荣跃跃欲试，整整憋了四年。他毫不松懈，坚持苦练，有一股不上团体决赛誓不罢休的顽强拼搏的精神。把决赛任务交给他，是可以放心的。

果然，决赛时，李富荣上场像老虎下山，气势不凡，先以2∶0胜了小中健。在与木村的首局比赛中，曾以16∶20落后，却临危不惧，硬是把比分追了回来，反败为胜，为中国队第三次夺得斯韦思林杯立了功。每一次大型体育比赛后，南斯拉夫的观众都要推选出一名大家喜爱的明星。李富荣仪表堂堂，攻势凌厉，作风顽强，很快赢得了一个雅号——“美男子加轰炸机”。比赛结束后，李富荣被南斯拉夫的姑娘们团团围住，久久不得脱身。

我为同伴取得胜利感到高兴之时，也为自己没有参加决赛感到遗憾。但转而一想，这也是自然规律，毕竟我快28岁了。单项比赛中，我和庄则栋合作获得双打冠军。庄则栋很谦让地让我接受奖杯。抚摸着像个小酒坛似的伊朗杯，我庆幸自己退役前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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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编辑 | 史立丽
本期编辑 | 陈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