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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

123456881 发表于 2022-5-8 20:35:1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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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小时候练球的照片。




去年有一天晚上我加班回家,发现我爸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客厅看电视,而是一个人坐在卧室的床头生闷气,叫他也不答应。他是性格很开朗的人,我想不到有什么事能把他气成这样。

我爸去年刚退休,和我妈一起从老家乐山搬到广州来帮我们照顾小朋友。他在广州本来不认识什么人,来了以后早晚接送孙女上下学,白天的时间跑出去到处找乒乓球馆,见着会打的就主动和别人聊天、打球。他在老家是小有名气的老年组业余高手,一来二去就在广州结交了一批热情的球友,每天练球、比赛、聚会,好不快活。我溜到厨房去问我妈怎么回事,我妈说:“今天有几个球友约他到天河去打球,说专门约了广州市业余六十岁以上组的冠军打比赛。他中午兴奋得来觉也不睡,穿得正儿八经地跑出去,晚上回来就这样了,饭也不吃。估计是那帮球友在别人面前把他吹得凶,结果输得惨。”

我就走进房间去安慰他,我说:“广州那么大,比乐山大多了,高手肯定多,输了也没什么嘛。”我爸垂头丧气地说:“哼!遇到个打长胶的,不适应,哼!”我说:“人家都跟你一样六十几岁的人了,打打长胶,节省体力,多打打变化,打打控制,有啥不好?你那么大年纪了还跟那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一样打发球抢攻,你累不累?你本来就有高血压,老这样打对身体也不好嘛!”我爸还是“哼”了一声。我接着说:“你又不是打专业。业余圈子里打,主要的得分点争夺不在于起板对攻,而在于控制球,是比那种细腻手感。你就是一直拼抢得凶,细腻的手感差,以后多耍耍落点控制。那也是很有乐趣的,还轻松,打得长久。”

爸爸沉默了一会,说:“八十年代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同样的话了。”

第二天,他的情绪像个孩子似的恢复过来,高兴的时候叫我去他的手机上看照片。照片拍的是一些手写信件,字迹工整,纸质脆黄,遣词造句中流露出一种上一代知识分子的礼貌。我先扫了一眼信的落款,是一个叫做“祝攀峰”的人写给他的。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小时候我常听他说起,是他年轻时要好的球友。八十年代乐山乒乓球项目的前三名,按实力排,第一名叫做王小平,第二名是我爸,第三名就是这位祝攀峰。他们三个人分别在不同的区县,那时候交通不方便,打一次比赛见面不容易,也没有手机和互联网,所以他们很热衷于通信。他俩的通信,内容主要是切磋讨论球技,而每封信必定会讨论的最热烈的问题,就是怎样打败王小平。

爸爸指着手机对我说:“你看这里,祝攀峰说:‘根据我的认真观察和研究,你与王小平之间的差距,主要在台内控制球。恕我直言,如果你不能在这个方面苦下功夫,取得较大提高,恐难与王小平一较高下。’我就是一直在控制球方面不如王小平,打正式比赛从来没赢过他,总是要差一点点。”

我笑着说:“我印象中没觉得王小平有那么厉害呢,我读初中的时候就可以赢他了。”他说:“你们学球的时候技术进步很快,跟我们那个时代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拉弧旋球就是最高难度的技术了,你们从小学的都是两面拉,发球和接发球手腕上的动作也精细得多。”

我在手机上翻看他的信件,脑海里浮现起了阿城小说《棋王》里的画面,一群饿得脸色蜡黄的年轻人,执拗地投入在自己发自内心喜欢的事情上。突然又想起年少时读刘小枫老师的《拯救与逍遥》,后记里面写到有一次作者坐火车路过深圳,趁着火车发车前的一点点时间跟一位很难见面、长期通信的同道在月台上讨论哲学问题。我年少时读到这个地方,觉得刘老师那样执著地讨论哲学,真是格调高远,心生仰慕,却没有想到其实是因为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许多事物都可以成为年轻人的精神寄托,就像我爸爱打乒乓球一样。

我一边看,一边和他聊着闲龙门阵:“我记得小时候看电视转播世界比赛,八十年代的时候,江嘉良啊、陈龙灿啊,一直到再后来九十年代的马文革,站出来都是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瘦得来没精神,哪怕上台领奖的时候眼神都是呆的。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欧洲的运动员看起来帅气,像瑞典的阿佩伊伦这些人——我记得九十年代好多国家队的女队员都说过喜欢阿佩伊伦。我就先不说那些欧洲人五官长得怎么样,至少是高高壮壮吃饱了饭的样子。然后再看我们现在的运动员,像马龙、樊振东、梁靖崑,那些腰腿壮得来跟田鸡一样。所以现在国家队那批顶级球员跟白人打对攻,速度和力量都完全能够压倒对方。你们那个年代搞体育要想搞到世界顶尖的水平,说实话整个社会经济是供养支持不了那么多专业运动员的,光是营养就比人家差很远。”

爸爸点点头,没有说话。但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他少年时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到初中毕业才五十多斤,身高不足一米四。1977年恢复高考,爸爸考上西南师范学院,他从老家井研县步行几十公里去犍为县的嘉祥煤矿,坐了整整两天的运煤货车到重庆上大学。学的是师范,有了国家发的伙食补贴以后才补长了一些身高。他曾告诉我,他二十几岁上了大学才第一次吃到苹果,那时他觉得最好吃的东西是室友从川西汉源背到重庆去的清水挂面。

爸爸少年时代的偶像是传奇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他瘦小的身形下藏着一颗向往冠军的心。他有一本庄则栋的自传《创与闯》,至今放在我家书柜显眼的位置。但是因为我爷爷的成分不好,爸爸一直被体校拒之门外,打专业更是没戏。王家卫的电影《一代宗师》里面叶问说:“学艺最忌无师无对手。有师父,知分寸。有对手,知高低。”爸爸是自己琢磨着打野球打出来的,属于典型的无师无对手。他能打到那个水平已经很难得,但可惜的是,时、运皆不助力,所以只能打到那个水平。我生在吃饱穿暖的时代,成年之后也凭着兴趣学过一些手艺,有高明的师父领进门的,往往能日进千里;自己摸着石头过河的,经常面壁图破而不能。我和父亲一样,都不是生而知之的圣贤之辈。学而知之讲究个学缘,而幸运总是属于少数人。




前些年我和太太一起去电影院看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我在电影院里哭了个稀里哗啦。但我的哭点和多数人不太一样。一般大家在后半段剧情转折的地方哭,而我是在前半段爸爸一大早赶女儿起来跑步的时候就哭到不能自已。因为那和我幼时的经历几乎一模一样,那些吃过的苦头和酸楚像决堤的潮水漫过心头。

几乎和电影里的父亲一样,爸爸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的一个三线厂矿——就像王小帅的《青红》和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里一样的厂子——从事着一份平淡安稳的教师工作。他把梦想寄托在我的身上。他的同事里有一位排球专业的体育老师,姓徐,每天带着很多女中学生在操场打排球。那时候乒乓球、排球和围棋是最受群众喜欢的三个竞技项目,分别对应着七十年代乒乓外交、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女排夺冠,以及1984年至1988年中日围棋擂台赛聂卫平十一连胜这三件振奋国人的历史事件。所以哪怕是在四川大山深处的厂矿里,也不乏这三个项目的狂热爱好者。

徐老师身形修长健硕,谈吐文雅,很喜欢研究各种运动理论以及气功,经常自费到各地去进修,是九三学社的成员。一直到我读了大学,甚至自己在大学教书以来,我都再没有见过像徐老师那么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体育老师。爸爸专门请徐老师为我制定了详细的体能培养方案,从我读小学一年级开始,每天早上六点天还不亮就赶我起来练体能、压韧带。每天中长跑、蛙跳、折返跑、侧向跑、引体向上、跳绳……各种动作都有规定的任务量,完不成被打骂是家常便饭,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我初中二年级。所以成年之后有两件事是我本能拒绝的,第一是早起,我小时候对能够睡懒觉这件事简直垂涎欲滴;第二是时下热门的健身,我只要看到健身器材就感到一种本能的厌恶。

早上练完了体能,下午放学后就练球,练球的地方是我爸工作的学校里供教工活动的乒乓室。我小的时候爸妈在三线厂矿上班,距离市区不算远,但是坑坑洼洼的山路很不好走,二十几公里的路,车要开两个多小时。车也很少,只能坐附近农民用小货车改装的载人客车,就是《摔跤吧,爸爸》里面爸爸第一次带女儿去镇上比赛时坐的那种——我看到这里时又一次泣不成声。平时放学后我爸亲自教我打球,到了周末就一大早赶我起来,坐车去市体校打队内练习赛。

爸爸在教我打球这件事上下足了苦功夫,经年累月的喂球,不知认认真真喂了多少万个,数十万个,还是数百万个。我从十岁起参加乐山市的青少年乒乓球比赛,每年一届,连续五年都拿了冠军。这不是因为我有多么优秀,而是因为我的一身本事都是亲爹教的。体校的学生练球的时间比我多,但大多数时间是在磨洋工,水平再高的教练也不可能每个人每个球都饱含着心血去喂。古人说的庭训,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我以前还读过刘小枫老师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真理为何要秘传》,那篇文章讲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但这个问题我心里有个大白话的答案——真本事得来千辛万难,不是亲生的子女,谁舍得毫无保留地教给你。

然而乐山是个很小的城市。尽管我小时候觉得乐山已经很大,大得就像整个世界,长大后才发现它在全国其实是个很不起眼的三四线城市。所以在乐山拿青少年组冠军,放在省里就不算什么,放在全国就更加微不足道,但是这种父子授受的“秘密”却是放之四海皆准。比如最近几年战绩很好的日本华裔球员张本智和,十三四岁就可以和中国国家队的主力队员打得不落下风,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在于他的父母都是前四川省队的队员,他从小就是专业的亲爹亲妈手把手教出来的,手段自然与众不同。

客观地说,爸爸教我打球尽管用尽心力,但他自己的基本功却很不扎实。从他那里耳濡目染的技术短板也直接影响到我很难再进一步提升。我最好的成绩是在1995年拿过四川省新苗杯青少年赛男单冠军,但再往上走,全国赛成绩就乏善可陈。我在1996年的全国青少年赛小组赛上侥幸战胜过后来的国手郝帅,但小组仍然没出线,那年和我同组的还有一个人叫做陈玘——后来成为了奥运会冠军。

1998年,我代表乐山队参加四川省第四届青少年运动会。后来成为国家队主力、现任四川省队教练的邱贻可也代表成都队参加了那次比赛。最终的赛果,团体决赛我们输给成都队,邱贻可独得两分,拿了第二;男双决赛,我和搭档输给邱贻可组合,还是第二;男单四进二,我还是毫无悬念地输给邱贻可。那时的赛制还是21分制,我两局都只拿到了11分,而且对手并没有尽全力。邱贻可从小在四川乒乓球界名气就很大,他和他的表哥陈俊吉都是从小在专业队里泡大,和我们这些地方队出来的业余选手水平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我们只是邱贻可们的陪跑,是领奖台上的背景。长大后我慢慢明白,每一个行业都需要这样大量的陪跑和背景。

很多年以后,我和爸爸闲聊的时候说起,其实平心而论,我并不适合从事竞技体育。我妈生我的时候整整比预产期提前了三个星期,所以我先天的身体条件并不好,骨骼纤细,个子也不高,更重要的是,我骨子里并不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由此种种看来,我很难在竞技运动上走到最顶尖的水平。我爸说,那也还是想试一下。“试一下”这三个字说起来轻松,对于他来说则是饱含着宝贵的青壮年时光,我唯有感激。

1998年省青运会结束后,四川省队给我发了入队通知,那时四川队的成绩很不好,全国排名很靠后。爸爸思量再三,最后痛苦地决定让我继续读高中,没有让我去打专业。

我虽然没有打专业,但长时间从事体育的经历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最主要的影响是我养成了一种运动员思维。运动员学东西讲究实打实,一个技术动作学会没学会,学得精不精,不用嘴上多说,一上赛场就高下立判。我自幼爱好文学,大学本科一直到博士阶段都如愿在中文系就读,毕业后成了一名高校文学老师。我不喜欢那些天花乱坠,或者饾饤琐屑的理论空谈。我执拗地认为一切文学理论都应该指向自身的写作实践,否则就是毫无意义的指手画脚。这样单线条的思维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让我时时碰壁。一开始我想不通,很痛苦,直到后来我读了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自序》和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才恍然大悟,原来像《儒林外史》和《围城》里面写到的文科知识分子的虚伪矫情,在古今中外普遍得一点都不夸张。

再后来我看了徐浩峰导演的电影《师父》,对这个问题看得好像更加透彻些。这不仅仅是个人虚伪不虚伪的问题,而是一个行业一旦形成利益共同体,必然会合力阻击破坏规矩的人,真功夫反而是很微不足道的事情。我由衷地庆幸自己曾经有过的这段从事体育的经历,使我守住自己的一口内丹,不堕恶道。



1998年,本文作者(左二)代表乐山队参加四川省第四届青少年运动会,后来成为国家队主力、现任四川省队教练的邱贻可(左一)也代表成都队参加了这次比赛。




我学球是在九十年代,童年记忆中的乒乓球体校在一栋场地宽大的三层体育馆里。体育馆的第一层是旱冰场,第二层是架空层,第三层是乒乓室。从侧面的楼梯间拾阶而上,球台上的“乒乒乓乓”声,球鞋在地板上摩擦的“吱吱”声,以及小球员奶声奶气的呐喊声会变得越来越清晰。走到三楼球室门口,一股浓浓的木地板胶气味扑面而来,好像多年以来这气味一直都没有消散掉。球室里有十几张球台被墨绿色的布挡板规规整整地隔开,球台的新旧程度不一,破旧的放在最里面给入门的小孩打着玩,比较好的球台放在靠外的位置给主力队员练球用。球室的墙上贴着“勇攀高峰”“勇于拼搏”“敢打高球”之类的标语,墙上靠顶棚的位置,有几个永远在慢悠悠转着的大排气扇。

学球孩子的家长来自各行各业,有家私城的老板,有交警,有国企职工,有司机,有卖麻辣烫的小摊主,甚至还听说过有一位队友的舅舅是黑社会老大……我爸是77级西南师大中文系的大学生,在当时文化水平相对比较高,我妈总觉得他应该多教我一些文化知识。但爸爸说,四川大学的《文心雕龙》专家杨明照先生文化水平更高,人家的女儿杨莹还不是一样学乒乓球,拿世界冠军,说得我妈无法反驳。我的硕士和博士阶段读的都是古代文学,《文心雕龙》是我非常熟悉的专业文献。每次我想起,或者写论文引用到《文心雕龙》的时候,脑海里总会响起乒乒乓乓的声音。

那时家长们坐在挡板外一边时不时地摸出BP机来看,一边兴致勃勃地聊着股票,谈到谁买股票发了财的时候,大家的声音都会不自觉地表现出亢奋的情绪,场面极像托纳多雷导演的《天堂电影院》里人们讨论谁家买中了彩票。而同时,他们眼睛的余光一刻也不停地瞥视着球场里的自家孩子,只要发现孩子偷懒、开小差,随时抄起一只拖鞋砸进去,伴随几句高声叫骂。有些家长暴脾气,冲进场里直接扇孩子的耳光也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

在我小时候学球的经历中,有几个队员让我记忆犹新。

第一个是Q师兄。Q师兄比我大六七岁,小学都没有读完就辍学打球,他少年成名,早早地拿下过全国青少年赛冠军。他用很罕见的日式直拍,擅长侧身爆冲,招式凌厉。我很小的时候看他的现场比赛,经常把比他大很多的成年人打得大摇其头,那时大家都说他会成为未来的世界冠军。九十年代初,他去了汕头打球,那时汕头在大人的描述中是像香港一样遍地黄金的地方。近些年我去过几次汕头,感觉市容较为破败,远不如内地二三线城市光鲜。听本地的朋友说汕头九十年代以后就几乎没什么发展。九十年代汕头曾经出了很多乒乓尖子,像世界冠军马琳和名将谭瑞午,都比他晚去汕头,时间上跟他应该还有交集,但他却没有打出来。后来我唯一一次见过Q师兄是在电视上,1997年中央电视台有个节目叫做CCTV杯乒乓球擂台赛,那一年的总冠军是国家队的削球手丁松。在有一场丁松的比赛结束之后,主办方安排了一个观众挑战的娱乐环节,我惊奇地发现上场挑战的是Q师兄。我非常激动地想看他如果火力全开地和丁松打会是什么场面,结果他们象征性地打了几个表演回合就结束了。这让我失落了很多天,那一番失落的情绪至今不能忘怀。

第二个是我少年时代的双打搭档L。L的家境不是很好,他的父母把全副身家都压在了他学球上面。他的爸爸是下岗职工,打过零工,开过摩的,也做过小买卖,平时总是待在体校监督儿子练球。有一次我们在体校打队内练习赛,几个染了头发的小混混冲进球室里,二话不说抄起板凳狠狠地砸在L爸爸的头上,然后一溜烟跑了。我问他要不要报警,头破血流的L爸爸颓然地坐在地上捂着自己的头,摆摆手让我不要管。

L是左手,柔韧性和协调性都极为出色,教练很愿意单独调教他。L小时候练球很能吃苦,每天大家练完了回家以后他还自己加餐练发球。那时我们打乐山市的青少年比赛,冠亚军决赛总是在我俩之间进行,他从没赢过我。其实到后来他的实力已经略强过我,但他总是打得很拘谨。他爸永远站在场边抱着手神情严肃地看着他,这导致了他有个习惯动作,就是每个球不论输赢,打完了以后总是会死死地压低着头,眼睛翻起来怯生生地瞄他爸一眼。

1997年,乐山市举办第二届全民运动会,我和他再次在决赛相遇。这次比赛我爸和他爸都看得极重。因为1988年第一届运动会我爸在决赛输给王小平,不服气了很多年,所以这次比赛对于我爸来说有特别的重大意义。但我爸比较鬼,嘴上总跟我说没关系,放打开就是了。L当时已经在省队集训了一段时间,已经能和很多省队专业队员打得不落下风,照理说比我高出一截,是本次比赛夺冠的最大热门。最后,我在决胜局逆转,以最小的优势2分净胜。我爸从场外双脚起跳跃过挡板,把我抱起扔向空中庆祝。而L则被他爸提着鸡毛掸子满场追,被打得背上全是血印子。

后来L如愿进了四川队,甚至一度进过国青队,但很遗憾没能再上一层进入正式的国家队。L代表四川队打过甲B联赛,再后来去日本打过一段时间俱乐部赛,挣了些钱。国内很多省队的优秀但不顶级的球员都有去国外俱乐部打球挣钱的经历,主要是去欧洲和日本。挣几年钱以后总是要回国来,比较好的归宿是做教练,或者在企业里挂个闲职,陪领导打球。做教练的很少,毕竟萝卜那么多,国家编制的坑就那么几个。进企业也不容易,名堂也多。L总之是比较幸运地进了一个企业,专职陪领导打球锻炼身体,偶尔有行业里的业余比赛就代表出去打一打。说实在话,国内各大国企行业内部的乒乓球比赛,真实的水平不会低于欧洲的顶级俱乐部联赛。

第三个C也是我的师兄,大我四岁。C师兄小时候读书不大行,特别调皮捣蛋,但打球脑子却异常活络,比赛成绩也很好。听说一些曲折的原因,C没能进专业队,但却经常赢专业队的选手。后来他做过乒乓球教练,做过交警,下海做过生意,开过茶楼,最后进了一个单位从事行政工作。他打球的状态一直保持得很好,即便已经四十多岁了,也仍然是乐山当地赫赫有名的业余高手。

2010年夏天,乒坛常青树瓦尔德内尔应乐山当地一家民营企业之邀,到乐山和当地的业余高手打表演赛。我那时正好放暑假回去,因为我的英语还过得去,乒协安排我做裁判。表演赛的规则是11分制,大家轮番上阵和瓦尔德内尔打车轮战。我亲眼看到中年发福的瓦尔德内尔腆着大肚子,心不在焉地东张西望,放高球放短球,右手打完换左手打,悠哉游哉就把各路草莽英雄扫得一点脾气没有。偶尔放水让对手得分,回合也往往充满了戏剧感,带有很强的表演性。那天场馆里还安排了锣鼓队,业余选手每得一分,立刻敲锣打鼓,在闷热封闭的场馆里震得人头晕。

但出人意料的是,C师兄上场以后连连得分,瓦尔德内尔大概是之前没热开身,也过于轻敌了些,很快就被C师兄以11︰6的比分击败。因为规则是每人一局,瓦尔德内尔再也没有翻盘的机会了,于是他只能在锣鼓喧天中很有风度地耸耸肩,双手扬起为对手喝彩。C师兄击败瓦尔德内尔的事迹在老家至今是一个传奇,我深深地记得在比赛结束的那一刻,他的眼神炙热而茫然,宛如少年。

比赛结束后,我去找瓦尔德内尔签名,我对他说:I’ve been a big fan for you from childhood(我从小就是你的超级粉丝)。他很友善地笑着给我签了名。这时我才近距离看清楚了他的脸上有块凹进皮肤的伤疤,听人说,那是他年轻时在香港的酒吧和人打架留下的。我想,也许瓦尔德内尔小时候也应该像C师兄小时候一样调皮捣蛋吧。




近年来我爸和我说过好多次,他说我小时候的球打得不错,现在不打了很可惜。他说打球是一种很好的交际手段,现在很多领导也喜欢打球,你和人家打打球,有这个交情,很多事情就好办多了。

然而根据我的观察,各级部门固然有很多大小领导喜欢打乒乓球——因为乒乓球是一个运动量很适合中老年人的项目——但是想光是陪领导打球就能捞到什么好处,这是不大可能的事。事情的真相是,如果你本人是行业精英,或者真有什么缺你不可的天大的本事,以及你的诉求基本合情合理,并且,正好在领导权限范围之内,那么领导打完球以后做个顺水人情是很愿意的。但你想逆水行舟则是万万不可能的事。

爸爸在老家当地事业小有所成,2008年在峨眉山下当过奥运火炬手。他年轻时文章写得不错,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发表过很多豆腐块,后来忙于工作,没能在写作上取得更大的成绩。但是他每天坚持写日记,写了二十几年,他总说退休以后要写长长的回忆录来记录基层行业的真实状况。结果退休来到广州以后,除了帮我照顾小孩以外,每天的时间就是用来到处打球。我有时提醒他是不是可以找时间开展写作计划了,他就会很不高兴地说:“你没办法理解我对乒乓球的这种感情。”

其实,我当然是理解的,但为他的身体着想,总怕他和人争胜斗狠。我成年之后的业余精力主要是放在书法上,每天坐在书桌前一笔一划地临摹,好像回到了小时候练球,重复,重复,再重复。不同的是,小时候打球的动力在于赢球,以及被爸爸表扬,长大后慢慢发现,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不需要别人表扬,不需要证明给别人看自己有多厉害。徐浩峰的电影《箭士柳白猿》里面匡一民说:“满世界都在追求投机取巧,比武是不多的没法取巧的事。”乒乓球和书法一样,都是功夫,那种淬琢的沉醉感,不足为外人道。

在老家和我爸一起打球的业余高手,他们打球是有圈子的,不是说随随便便一个会打球的人就能融到他们的圈子里一起打。小到小小的乐山,大到省里、全国,其实打球都有这样类似的圈子,业余的圈子也是圈子。所以,如果要混圈子,球打得好不好并不重要。就好像古人玩书法,有句话叫做字因人贵,打球也是这样,人富贵了想找谁陪你打就找谁陪你打,甚至你想赢谁就可以赢谁。

我到广州读大学以后是学校乒乓队的队员,代表学校打过大学生比赛。有一天,当时在广州某高校读博士的一位奥运会冠军到我们学校来打表演赛,她的对手是时任中国乒协副主席的C先生。C先生是我本专业的老师兄,除了乒乓球以外,他对书法和京剧也颇为爱好,他的书法对联至今刻在母校中文系大楼的正门口。有人曾问我C先生的书法水平究竟如何,我说和他的乒乓球水平差不多,中老年业余熟手,距离专业尚有差距。那次比赛校方组织了很多学生去观看,我们乒乓队被安排坐在前排。那次比赛我印象非常深刻,C先生打得虎虎生威,奥运冠军踉踉跄跄、有惊无险地把球喂回C先生手边,每个球至少对打5个回合以上才丢。不懂球的人根本看不出门道,真是不着痕迹尽得风流。比赛的结果我也记得很清楚,21分三局两胜制,奥运冠军在第三局24:26以最小比分“惜败”。如同围棋上手恰恰输给下手半目。就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如果不是吃专业这碗饭,在球场上争强好胜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




我很容易从一个人的外貌和气质上判断出他是不是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或者是否有过长期学习乒乓球的经历。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走路的时候上半身重心稳定,下肢摆动节奏轻盈而有力,目光犀利,不苟言笑,更像是军人而不是运动员。乒乓球这个项目在国内参与的人多,但是能靠财政养活的人并不多,旱的旱死,涝的涝死,行业竞争白热化般地激烈。再加上比赛的常态就是短兵相接、电光火石,自然而然会养成他们潜意识中的杀伐果敢。

在高水平的乒乓球比赛中,普通观众喜欢看双方运动员退到中远台对拉相持,只有这个时候场面上才会大开大合地好看一些。实际上,真正精妙的着法是在手腕和前臂的小动作当中,旋转变化和落点控制才是乒乓球的高阶对抗。所以作为竞技体育项目的乒乓球,观赏度其实很低,精彩的过招往往在电光火石之间,普通观众还没来得及看出门道,回合就已经结束了。所以即便我算是一个正儿八经看得懂乒乓球的人,但其实我也不大喜欢看乒乓球比赛。

2019年,中国公开赛在深圳举行。我在网上看到参赛选手都是国际一流的顶级选手,就给我爸买了几张二等票让他去看。我爸兴致勃勃从广州跑去深圳看比赛,看完以后回来告诉我,前面的几场比赛都没什么观众,可以跑到前面的一等票的空位上去看,没人管;到了半决赛和决赛的时候,保安就把一等票的座位拦起来,有许多空位也不让进去。但二等票隔得远,现场根本看不清楚,只能看大屏幕,还不如在家看电视舒服。

我从几年前经商以来,在思维方式上跟以前单纯研究文学和做大学老师相比有一些改变,那就是看到什么东西会先去想想经济账怎么算。乒乓球作为竞技项目来说,它的观赏价值不高,就会直接导向经济价值不高,经济价值不高也就很难市场化运作。但是就这样一个缺乏市场化土壤的项目,在国内却发展得如火如荼。以我居住的广州为例,各个街道、乡镇、单位,甚至商业小区都有自发组织的业余爱好者乒乓球队。我爸在广州就经常被球友拉去参加各种村赛,比赛还组织得有模有样。再比如说,在我的老家四川,各级工会、单位系统组织的比赛数不胜数,政府的财政拨款也颇为爽快,有时我爸还会专门坐飞机回去打老年组比赛。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有做大学老师的经历,有喜欢把问题的答案总结成一二三点这种形式的职业病。最终,我的总结如下:

首先,乒乓球是一个经济投入很小的项目,它的场地、器材、训练成本都不高,很符合群众体育的经济要求。滑雪、高尔夫、网球这些贵族项目一般老百姓根本玩不起,足球、篮球、棒球、橄榄球这些大型群体项目的基础建设和维护也非常烧钱。乒乓球这种花小钱买健康的性质,注定了它会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第二,乒乓球是一种对抗性比较小的项目,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足球、篮球、橄榄球这些欧美国家特别火爆的、身体对抗性特别强的体育项目,本质上都是欧洲封建战争的现代残留。中世纪欧洲小国林立,近现代美国各州各自为政,同一个国家之间的不同地区,情绪也很可能是对立的。比如像意大利这么小的国家,还分了北部、中部和南部,每个地区,甚至于每个城市之间都有封建时代留存下来的强烈对抗意识,所以意甲联赛一打,大家都很狂热,输了喝酒、聚会、砸东西,赢了也是喝酒、聚会、砸东西。美国的冰球、橄榄球、棒球、篮球,也差不多是这种性质。而封建割据战争的记忆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是不存在的,我们的文化基因里烙印着大一统。所以像乒乓球这种项目,当然也有全国性的联赛,但实际上每个地区的老百姓并不很关注自己所在地区代表队的输赢和名次,我们关注的唯一焦点只有中国队能不能在世界比赛中夺冠。

第三,乒乓球总体上是一种技巧性项目,主要依靠节奏感和协调性取胜,属于轻量级的运动项目。像拳击、格斗这种荷尔蒙爆炸的高观赏性项目在中国也并不受到普遍欢迎和倡导。我看过一个杨澜采访武打电影明星李连杰的录像,杨澜问李连杰,电视里那些功夫是不是假的。李连杰很爽快地说:“当然是假的。以前古代学功夫,学来是要用来看家护院的,要一击毙命,现代人学它来干什么,你把人打死打伤了是要坐牢的。国家对武术的定义就是强身健体。”李连杰这番话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想到了乒乓球,作为群众体育的乒乓球主要的作用也是强身健体,而不是耀武扬威。

我正儿八经学球学了十年,这十年贯穿了我整个童年时光。当我终于想明白这个问题那一刻,有一种像程序员看到经典软件代码时的感觉,惊奇、惆怅、释然,五味杂陈。



本文作者的父亲(图右持拍者)与瓦尔德内尔打业余比赛,作者任裁判。




2020年春节期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们一家人憋在家里,整天大眼瞪小眼,无事可做。我爸拿着一脸盆的球去小区的球台自己练发球,认真得好像要备战东京奥运会。我的球拍已经十多年没有用过了,胶皮老化得发脆,本来只是留个纪念,没想到这时候还派上了用场。我在网上买了新的胶皮和胶水,重新把球拍粘好,每天和他去楼下打打。

他和我妈说,我总是不运动,长胖了,要陪我运动减肥。

我和太太说,我陪他打打,能帮他长球,以后出去打比赛能赢球。

有时小区的球台有人在打,我们就回家在饭桌上用牛奶盒架成球网,打基本功对练,打完正手打反手,女儿在旁边看着我们有板有眼地打上一两百个回合,觉得很神奇。她搬张椅子坐在中间,脑袋像个拨浪鼓似的两边摇来摇去。

他把球打过来,我把球打回去,尽量踩准节奏不打丢,也不制造难度让对方打丢。没有输和赢,那是以前我从来没有在乒乓中体会过的乐趣。

杨昊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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